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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祖父与东古“恒德堂”

2020-03-19 23:56 [文学作品] 来源于:济宁文学 作者:段修桂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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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古村西濒微山湖,北依凫山西脉,扼水旱要道,为湖东有名的大集镇。

 

  我外祖父家是滕州滨湖镇东古回民村。三舅家里,珍藏有一方“恒德堂”木制印模 。童年的时候,我常住姥娘家,这个印模就是我的玩具,经常拿着印字玩,因此,印模边框还留有我当年刀削的痕迹。“恒德堂”是我外祖父张荣治先生民国时期中医诊所的堂号,“恒德堂”印模,印证着外祖父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“文革”前夕,在东古一带的行医经历,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。“恒德堂”印模大致呈正方形,宽12.7公分,高12.3公分,厚3.5公分,上方为抹角,黄梨木材质。类似的印模,经过“文革”时期的“破旧立新”,相信已存留不多,应该是研究旧中国乡村医疗卫生历史的重要遗存。印模正面上方按照旧式书写格式,反刻有“恒德堂”三个正楷字,下方小字为正文,亦为反刻正楷体,均书写工整,笔法谨严;由于年代久远,加之当时使用磨损,印模中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。经仔细辨认,现将“恒德堂”印模正文断句抄录如下:“本堂开设鱼台县古村镇东街南北路路东,采办各省生熟药材,虔心修合。膏丹丸散一应俱全。特请良医统治各科,无论远近病症,遂到遂诊,庶不致悮。”(注: 修合,中药采制的术语。指中药的采集、加工、配制过程,它涉及到药材的产地、成色、质量、加工等因素,直接影响中药的疗效;庶,希望;悮,同“误”;“庶不致悮”,即希望不会耽误疾病治疗)。印模正面右下角刻有印章,字迹已完全模糊,恕不妄猜。

 

  旧时不少的店铺包括中医药铺,都佩有堂号。堂号即品牌,堂号即信誉。商家可以凭堂号借贷、担保。店家视堂号为生命,一旦产品质量或者服务出了问题,堂号消弭、店铺关张是不可避免的,有的还要吃官司。所以,很多堂号的自律意识非常强。关于这一点,从电视连续剧《大宅门》里可窥一斑。据母亲说,“恒德堂”印模的字,是印到中药包装纸上的。每到过年空闲,往往是外祖父家刷印包装纸最忙的时候:拿“恒德堂”印模,刷一层墨,往纸面使劲一摁,一张包药纸就印出来了,类似于现在的医院挂号证,印有医院的介绍,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。但比起当今某些广告,“恒德堂”印模的正文,内容要文雅、含蓄、谦恭得多,没有“包治百病”、“药到病除”之类的用语,只是表明虔心修合,精心炮制药材,有良医坐诊,随到随治,并希望自己的医术及诊疗不致耽误患者康复。

  滨湖镇古村及其周边区域,满清、民国时期直至1950年前后,曾隶属于鱼台县,一直是镇的设置;而原滕县(今滕州市)1979年1月之前亦由原济宁地区(今济宁市)管辖。古村西濒微山湖,北依凫山西脉,扼水旱要道,为湖东有名的大集镇。村中间以南北沙河为界,分东西古村,河东为东古村,也称为“东街”;河西为西古村,也称为“西街”,东西街交通有建于明朝的石拱桥连接。其中,东古村将近3000人口,回族占了一半,是滕县回民聚居人口最多的村,村中当时建有闻名济宁地区历史悠久的大清真寺,当地人称为“大殿”。外祖父张荣治先生(1914——1968),字华洲,出身于东古村一传统耕读之家。其父张乐同先生,乡村塾师,中年早殁。外祖父幼年勤敏好学,未及弱冠,即在本街孙姓药店帮忙抓药,并向在此坐诊的滨湖苏坡名医秦存心先生(早年在苏坡村开设中医诊所“回春堂”,后为外祖父岳丈)学医。待外祖父与外祖母成婚后,在曾外祖父秦存心先生的指点协助下,外祖父即在古村东街单独开设中医诊所,取堂号为“恒德堂”。东古回民多经商,故东街两侧商铺众多、生意红火,五天一个大集,每天都有小集,辐射吸引了周边二十几里范围内的百姓,带动了中医诊所药铺业务兴盛一时。据母亲和大舅回忆,当年古村东街中医诊所,除外祖父的“恒德堂”,还有邵姓的“同聚堂”和“同德堂”。邵姓两家,均为地主富商,唯有外祖父为普通农家出身。

外祖父与东古“恒德堂”

 

  恒德堂开设以后,外祖父与曾外祖父在堂内坐诊,并延聘了掌柜和账房先生。曾外祖父以诊治小儿科为主,外祖父除诊治一般病症外,还擅长针灸。据母亲讲,药铺的收入,不是“二五分成”,曾外祖父每年只要“花花礼”。为防治天花,民国政府已经开始为儿童接种疫苗,俗称“种花花”。只是,那个时候,国家还没有免费的“计划免疫”,“种花花”是要收费的,俗称“花花礼”。当时,农民大都以粮食折抵药费。“花花礼”,男孩小麦25斤,女孩小麦20斤。“种花花”的范围,东到苏坡、朱村,南到岗头,北到邹县九山、黄山、爷娘庙,西到今微山大辛庄、朝阳一带,每年收取的“花花礼”是相当可观的。(解放后,曾外祖父在岗头医院坐诊,去世于“文革”前夕)除“花花礼”由曾外祖父收取,恒德堂其余收入,由外祖父支配。那时候,农村医疗水平低下,西医几乎是空白,“黄金有价药无价”,中医先生无疑是受社会尊重、收入稳定的职业。外祖父自幼览读诗书,深受孔孟礼仪影响,养成了谨小慎微的处事风格。医术是“仁术”,中医的辩证疗法,有时也讲求“沉疴用猛药”,外祖父的性格决定了他从不可能用“猛药”,只是循规蹈矩“望闻问切”,按正常剂量配伍用药,按公平价格收取费用,细心调理病人痊愈,终其一生,未出过医疗事故。在方圆十几里的地方,其医术深得百姓信赖。

  外祖父为人温厚尚礼,乐善好施 。那时农村十年九灾,加之兵荒马乱,一遇“贱年”(灾年),穷苦人家,卖儿卖女,背井离乡,逃荒要饭。听母亲讲,每到这个时候,外祖父总是叫家里人挨户送上煎饼和盘缠;并开设“粥厂”,施粥放饭,救助本地的穷人和逃荒到本地的外乡人。对于拿不出分文的穷人病患,照常看病用药,其药债如果实在不能偿还,到岁末一笔勾销。东古村不少80岁以上的老人,至今仍时常念叨外祖父当年资助穷人的轶事。缘于外祖父在当地的口碑及为人,建国以后乃至“文革”初期,虽然外祖父土改时期被划为富农成分,但一直未受大的冲击,也从未出过义务工“劳动改造”扫大街。东古村回汉杂居,回民非常看重回汉情谊,外祖父尊重回民的民族习俗,与街上回民和睦相处,关系融洽。遇有回民丧葬,按照伊斯兰教规所需香料,一直都是由外祖父的“恒德堂”精心配制,这以至成了回民约定俗成的惯例。依赖外祖父苦心经营,“恒德堂”业务逐渐做大,影响范围越来越广,到解放前夕,外祖父家置办了几十亩薄田,并有了稍宽敞的房产。

 

 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,对私营企业“公私合营”。为了加强对私营卫生行业的管理,提升医疗水平,政府对城乡规模较大的中医诊所和药铺也逐步纳入管理范围,由政府派出公立医院专业人员(一般是西医)参与经营管理。外祖父的“恒德堂”,也由当时的岗头医院派专人参与管理,对外称“联合诊所”,人们俗称“联营”。六十年代初期,我记事的时候,“联营”里与外祖父一起坐诊的“公家人”,是人称“李站长”、我喊“大姥爷”的李为福先生。李先生是邹城人,中等身材,戴着眼镜,待人和蔼可亲。而我孩童时期记忆中的“联营”,是一个令我“恐怖”的地方:诊所里弥漫着中药味道,时而有前来打针的小孩声嘶力竭的哭喊,以及腿上扎满银针、痛苦不堪的关节病人等,而我则在外祖父等老辈的呵护下渐渐长大。1966年“文革”前夕,医疗系统清理有历史问题的人员,按照“唯成份论”,外祖父自然属于下放之列。从此,外祖父离开了相伴一生的中医药房回到家中。1968年秋,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,外祖父谨小慎微,担惊受怕,郁郁而终,没能等到“文革”以后国家为“联营”老中医落实政策的那一天。

  (后记:母亲姐弟四个,母亲为长,另有三位兄弟。我诸位表弟,或生于“文革”初期,或生于“文革”以后,创业考学时间较我为晚,对于恒德堂及联合诊所,唯有我童年有所经历,深有印象,并根据母亲及三位舅父及其他知情长辈多年多次回忆述说,整理成章,基本事实未大出入。)

 

  作者简介:

  段修桂,滕州人,大学中文毕业,1991年之前在滕州二中任教。中学语文高级教师。曾在几个不太重要的部门单位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,业余时间写点随笔。现任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。

(编辑:济宁文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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