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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师林(小说)

2017-11-29 23:53 [文学作品] 来源于:济宁文学 作者:李木生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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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“三十年来,我一直盼着他能再说一遍那段顺口溜,可我再也没能听见。”

  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听到它该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吧?那时正去山东的临沂采访,听到了就如种子丢在了心里。不知过了多久,就有《范师林》这篇小说,写它时是流过泪的。写过也就放下了。又是一些年过去,再读还是崭新如初,心起波澜。就想起《马太福音》中的一段话:“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,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,丢在火里。”只可惜我们往往颠倒了做,将结好果子的树砍了,丢在了火里焚了毁了,没人可惜。——作者题记 

 
 
范师林

  范师林死了,死在县法院门左边的布告栏下。他是抄着手,缩着头,蹲靠着布告栏栏腿死的,灰白的头发上,稀黄的眉毛、鼻翼和枯干泛红的山羊胡子上,都积着雪。

  这是今年第一场瑞雪。他肯定是在夜里死去的,是在睡眠中慢慢冻僵的。

  没大停留,不到中午就把他送到了火化场。县一中的一辆客货两用车,斗里躺着他和一个学校送的花圈,驾驶室里挤着杨晓芬、赵强和我。整容的王师傅说,几年啦,还没见过这么少的人送行的。

  我们几个人虽然都默默的,可是心情却是一样的,都感到死了的好,心上如卸下了一块石头似的。

  范师林曾是我初中的物理老师,虽然只教了我们不到半年,我却永远也忘不了他。也是这样的一个大雪天,星期天,只是比现在要冷得多,夜深得很。饿醒的我只感到浑身披着凉水似的,冷得难受,饿得难熬。肚里没食哪来的火力?那正是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末期,家在农村的我,姊妹多,家贫,只能从家里带些地瓜干在学校的伙上馏馏维持学业。

  越是睡不着,饥饿越发的难捱。睡在同床上铺的赵强那细匀的鼾声,聒得我心烦意乱。终于,赵强床头墙上垂下的馍馍袋将他聒人的鼾声滤得寂然无声。黑暗里,我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这如此醒目的馍馍袋。我知道的,那里面装着他刚刚从家里带来的菜角子(这是鲁西南地区的一种食品,形状像水饺,只是它要大得多,是蒸而不是水煮)。他从家里来到学校宿舍即就着开水吃了一个,黑黑的地瓜叶馅里,还掺夹着黄灿灿的豆饼(黄豆轧去油后留下的饼)。想着他那吃时的呱叽声和两眼放光的吃相,对我犹如刑罚,我翻身,再翻身,终于坐起,神差鬼使般从那垂下的馍馍袋里摸出一个角子,瞬间吞下。

  虽然存在着角子多可能没数的侥幸,但我还是想一起床就给赵强直说吃了他的角子,可是虚荣心害了我。就在我犹豫嗫嚅之际,灾难来了,正准备拿出角子到伙上馏的赵强突然咋唬起来:“少了一个!谁偷了我的角子?”

  一个偷字吓住了我,只好硬着头皮听着大家为表示各自的清白的咒骂:“贼!”“孬种!”“老鼠!”谁知搡在牙上的地瓜叶使我“露了馅”,一时全室无语,几十双眼睛割着我。

  就在无地自容的我弃学回家的当天夜里,范老师和赵强来了,来到了离县城二十多里的我的穷家里,鞋上裤腿上蹚得全是雪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,他那眼镜框上和有点泛红的上唇须上,也结着雪,只是略嫌清瘦的脸上满布着慈爱。家里几乎就是四个旮旯,他跺在屋当门的雪怎么也不化,可是我心头上的雪却融了,就一下扑在老师的怀里哭了。当晚我就返校了,他那新婚不久的妻子、当民办教师的杨晓芬已经给我们做好了冒着热气、闪着香油花、卧着鸡蛋的白面条。这是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第一次吃带鸡蛋的白面条。

  范师林老师是山东师范大学的高材生,分到县一中不久便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。想不到还没到寒假他就出了事,竟是因为偷盗,而且是偷了县委书记夫人的手表。

  一中和县委就在一条街上,县委书记肖云飞让校长找人给家中门厅里安一个日光灯,校长就找到了范老师,教物理,懂电,人又干净,能拿出门。

  灯安好了,他还喝了书记夫人、文化局副局长苏筱亲手泡的一杯香茶。一回家他还一个劲向杨晓芬老师夸书记夫人没有架子,并说那茶多香多香。

  谁知第二天范老师就被校长叫去了,把他几点几分去的县委书记家、去了以后先干啥后干啥再干啥问了个点滴不漏。范老师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状,直到校长点破主题说出了表的问题,他这个温和的人才腾地一下站起来,平日里如小溪娓娓般的谈吐竟变得结巴了、凌厉了:“别让、让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,县委书记是、是人,教师也是人!凭什么干完了活赏给个偷名?”

  他不知道,就在里间里,书记夫人苏筱正听着呢。

  他们本想通过谈话,只要范老师将表交出来就算了。因为那天装灯的时候,保姆赶集买菜,家里只有苏筱和范老师,放在当门桌子上的手表不可能是第二个人拿去,也不会自己长腿跑了。

  那就报案吧,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昌本亲自负责此案。

  案情十分简单,范师林被正式拘留。

  全校震动。我和同学们谁也不相信范老师会偷东西,绝对不信。他那整齐的藏蓝中山装,他那净亮开阔的额头和脸上永也不褪的温和,都和“偷”字根本不沾边儿。杨晓芬老师却有些疑惑了,她不信丈夫会偷别人的,可是自己手上的这块上海表正好是他去安灯的那天下午买回来的。她清楚地记得,丈夫将表戴在她手腕上的时候,还嘱咐她:“你在城郊俺村教课,每天侍候完我的母亲还要往我这里赶,不掌握个钟点太不方便。结婚时家里紧巴,没给你买啥,这就算是个补偿吧。”

  当时晓芬还埋怨他不该花这个钱,说要将表退了去。晓芬老师知道范老师孝顺。为了供养他的学业,父亲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第一年得水肿病去世母亲也没告诉儿子。他们正在商量着赁间房子将母亲接到城里来,也好跟着他们一块吃点细粮,免得师林心挂两肠老不安生。钱多多花,钱少少花,师林这个理还不懂?

  再是巧合晓芬老师也还是不信她的丈夫会偷人家的东西。

  刘副局长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公安,他一点也不虐待这个文弱书生,只是反复地诱导、劝说。因为案情十分的简单,只有两个人在场,而书记的夫人、一个有着相当威望的文化局副局长是不会说瞎话的,况且她也完全没有必要说这种瞎话。

  刘昌本是个细高个,脸像欧洲人似的棱角分明,他从主位上踱过来,深倾下身子,注视着端坐在条凳上的范师林,一字一板但却语重心长地说:“师林同志,你能上下大学多么不易,肖书记专门交待说咱们县里缺教师,只要你态度好,可以从宽处理。”

  已经被审问了两天的范师林抬起迷惘的眼睛,恳求着:“四十多个学生都等着我去上课,我不能耽搁了孩子,放我出去吧,我怎能拿县委书记的手表呢?”

  他没想到一个人一旦丧失了自由,那个无形地控制着你自由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。在以后的三天里,他几乎是没有得到睡眠,讯问的人员分成三班轮番向他讯问同一个问题。

  他终于招供了。承认是他偷的,动机是母亲缺粮妻子缺表,晓芬手上的那块就是。

  刘昌本却揭穿了他:“不对,你妻子手上的那块是上海牌,在你兜里的物品中就有这块表的发票,肖书记的那块表是瑞士产梅花表。说吧,表哪里去了?光凭你这态度就够判你几年的,老实交代,还可以少蹲点。”

  审讯室里虽然冷气森森,汗水还是立时涌上了范师林的额头。对面白墙上的“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”八个黑色大字山一样压过来,他甚至听到了自己骨骼碎裂的声音。对判刑怀着绝望与恐惧的范老师,彻底被“判刑”二字击垮了,嘴张了几张终于没有声音,无措的手无目的地摘下眼镜,又无意识地窝得一截一截的,再也不吐一个字,只有温和的眼睛里闪着刺目的惊恐。

  不久,晓芬接到了学校转来的范师林的信。信上只有一首歌谣和画的几朵梅花,只是每一朵梅花都带着时针分针秒针,歌谣是:“新媳妇,不新了,两个蜜蜜(乳房)半斤了。”

  接到信之前,晓芬老师已经得到消息,范师林疯了,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魔道了,大夫说是精神分裂症。

  才十天的工夫,有红似白、鲜灵灵的晓芬老师,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水分,连原来油亮的柔发也干燥如麻了。她还是一节不落地教课,还是那样精心地侍奉婆婆。只有到了晚上,她才成夜成夜地流泪,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结婚的日子。婆婆的欢喜,师林的从欢乐里长出的、只给她一人的幽默,还有结婚那天晚上,村上孩子们闹洞房时齐声呼喊的顺口溜:新媳妇,不新了,两个蜜蜜半斤了……

  有罪的范师林因为精神的分裂没有被判刑。晓芬将他接到了村上的家里。

  师林并没有像其他精神病人那样比要饭的叫花子还脏,他仍然像当老师那会穿着藏蓝的中山装,干干净净,因为有两个女人在全身心地照看他。只是宽宽的前额失却了光彩,只是温和的眼睛前没有了眼镜。

  有罪的师林不和任何人说话,也害怕任何人碰他,甚至晓芬端上的饭他也不吃。只有对老母亲他才少了些戒心,但也是冷冷地、审视地、沉默地、局外人似的看着母亲所做的一切。

  有罪的师林每天只有一样事要做,那就是一大早便要进城去,到县法院门前的布告栏前,眼睛几乎紧贴着玻璃,详详细细地看判决犯人的布告。无论冬夏,风雨无阻,而且是从头看到尾。没有新的就重看旧的,即使是旧的已经残破不全,他也要把残破不全的布告看个完完全全,甚至对于掉在地上的残片,他也会拾起来看个究竟。

  他是在看有没有对一个叫做范师林的人的判决。

  日渐苍老的母亲,心痛儿子,也怜惜媳妇。她不信原来那么懂事的儿子会永远这样下去,她劝晓芬晚上到儿子住的堂屋西间里去,她特别渴望他们能有个一男半女的,这样也许儿子的病会因为有了孩子而好转,也能拴住媳妇,这个家也就有指望了。

  晓芬何尝不想和师林在一起?她才二十来岁,她也盼着夫妻的感情和孩子能把丈夫从与世绝缘的世界里拽出来,她甚至想哪怕能够再享受一天真正的夫妻生活,她也会永远地守着这个曾经给过自己那么多欢乐的亲人。她一次次地来到丈夫身边,“师林”“师林”地唤他,用哀哀的眼睛苦苦地求他,有时还会解开怀轻轻地抚弄着白实的奶子逗他,但是每一次的亲近都是对他的一次伤害,使他惊恐得犹如被猎犬追捕的野兔。每亲近一次,师林都要两三天不进茶饭。

  只有一次,虽然只是眨眼的工夫,却在晓芬凄苦的心里,刻下了无法忘却的记忆。

  那是师林出来后第二年的夏天的一日,师林出去看布告不久,天气骤然变了。云上得快,雷响得疾,雨说下就不要命地泼洒起来。正准备到村上完小去上课的晓芬迟疑了一下,扯起雨布打着伞就朝县城奔去。县城的那条东西主街上几乎没有行人,那条从主街上往北发岔的细街上,更是连个人影也没有。只有细街尽头法院门前的布告栏前,还一丝不动地立着范师林。

  整座县城,在豪雨里一下沉入空旷与寂静里。

  范师林额头挨着玻璃,双手不停地抹擦着玻璃上如注的雨水,耳垂上、下巴上和两肘上淌着粗粗的水线。

  晓芬老师将雨布披在师林的身上,再给他罩上伞,泪水便雨水般流出了。

  惊恐的师林陡地浑身一颤,扭头看见伞下的晓芬。他揉了一下被雨水迷住的眼睛,惊恐熄为沉稳,继而一笑,嘴里小声地念叨着:“新媳妇,不新了,两个蜜蜜半斤了。”惊喜的晓芬一下抓住师林已被雨水泡得发白的手,哭叫了一声:“我的师林!”

  只一声,她感到师林浑身激凌一抖,手触电般地缩回,一霎的沉稳复归于无边的惊恐。她甚至听到了因为惊恐而从他生命的深处发出的绝望的呻吟。

  就在“文革”这场红色风暴到来的前夕,绝望的杨晓芬老师离开了范师林老师,是在范老师的母亲催劝下离开的。她不忍心让这么好心的一位年轻女子再这样苦熬下去。她说再把人家拖下去,那就是造孽了。

  在晓芬老师离开范老师之前,在县委肖书记的过问下,杨老师被调到县实验小学任教,而且由民办教师转为了正式教师。成为正式教师的杨晓芬,在“文革”的第二年和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、一个死了老伴、比晓芬大十七岁的工人师傅结了婚。

  重新结婚的晓芬,仍然常常关照着疯子师林,有时还会托人给师林的母亲捎去点吃的用的或几件实用的衣裳。

  在送范老师去殡仪馆的路上,头发斑白的晓芬老师将一绺几乎全白的鬓发抿到耳后,自语似的向我和赵强说:“三十年来,我一直盼着他能再说一遍那段顺口溜,可我再也没能听见。”

  赵强安慰她:“杨老师,我是范老师的不争气的学生,加上又赶上文化大革命,这一辈子算是离不开土坷垃了。不过我倒觉得范老师那点过失也不算什么大错。那些年人都饿疯了,就说生产队的社员吧谁不偷?哪个妇女的衣服上不都缝着大褡子,不管是刨芋头还是掰玉米,谁不把褡子装得鼓鼓的?再说,谁能保证一生不犯一次错呢,毛主席不是还要三七开吗?”

  望着身边背已有些驼的晓芬老师,我扶了一下司机的肩,轻声嘱咐“开慢点”,一边向咳得厉害的杨老师说:“那点事让范老师受的惩罚太过了,也许是老天爷为了弥补他的过失,才让他超然物外,躲开了‘文革’的那场灾难。”

  原来声音润亮的杨老师,已经明显的气力不足,声音也已变得粗糙:“他刚出事那会,我是真的怨恨着肖书记的。后来我才渐渐地感到他还是个好官,听说他家的那个叫贵嫂的保姆,还是他解放初在微山湖区工作时收留的一个讨饭的病妇,给她治好了病,贵嫂就留下来帮他拉巴大了几个孩子。后来肖书记上调,保姆因住惯了咱县就没再跟过去。”

  赵强不以为然地说:“杨老师您心眼也太好了,现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个好官了,中国不就是一个孔繁森嘛。他肖书记当初就不该小题大作,谁没有个一念之差?他不就是要耍那个书记的臭威风?”

  杨老师拍了拍赵强的手,轻轻地摇了摇头:“毕竟是老范先有错,虽说他书记做得有些过,可我看出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后悔了的。‘文革’中他被斗得那个惨呀,听说他的夫人苏局长还被造反派蒙上眼睛侮辱过,苏上过吊,是保姆救了她。肖书记扫过一阵街的,我后来才发现,他总是早早地、天亮前就把法院门前扫好了,而且就那里扫得最仔细、最干净。那是1968年吧?那年的冬天特别冷,看到老范穿得少,为了看清布告,冻得抖抖索索在布告栏前撕盖在玻璃栏上的大字报,当晚苏局长就把肖书记的一件棉袄送到了老范的家里。”

  “那是他落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,他‘文革’受了那一下,可‘文革’后他得到了多大的补偿,噌噌噌,从地委书记当到了副省长,年龄到了线又当上了省人大副主任。他那个儿子有啥能耐,当时在一中是出了名的操蛋黄子,不学无术却靠着老子当上了市里的常委秘书长,也成了奶奶的高干了。可是范老师不就是一块手表吗?却把一生都搭进去了,还连累得您一辈子没过上舒心的日子。”赵强说着说着嗓门就高了起来。

  杨老师已经是泣不成声了。我赶紧制止住赵强,劝抚着杨老师:“范老师走了好。人活着就是福啦?人口超负荷的压力,环境污染的压力,干部腐败的压力,哪一样轻松?就说我们评职称吧,你呕心沥血地教学可以,你把青春都熬成一丝丝白发可以,可就是评个本来应该客客气气送上门的职称,却非要把你揉搓掉三层皮不可。”

  止住了泪的杨老师往后瞧了一眼,凄然地说:“走了好,他终于可以解脱了,他的老母亲也可以放心地走了。”

  火化场高高的烟囱在北郊的雪野里显得十分触目。没有时兴的追悼会,没有告别仪式,范老师的遗体不用进殡仪厅,被我、赵强、杨老师和整容师直接抬到火化炉前排上号。他瘦削的脸上就少了一副眼镜。已经几十年没沾世尘的他,一脸的安详。微开的眼缝间透着超然的冷光,似乎在穿过屋顶注目那遥远的天空。

  杨晓芬老师跪在范师林老师的跟前,从腕上脱下那块修了又修的上海牌手表,轻轻地放在范老师的头边。

  就在杨老师将表轻轻放在范老师头边的时候,一位衣着整洁的老太太走进火化房,迟疑了一下,紧走几步,也在范老师跟前跪下来,向着范老师、向着杨老师分别磕过头,便将杨老师的双手抱在怀里。她没等杨老师动问,便一气说出了以下的话:“范老师没有偷表,是苏筱将表放在衣兜里忘了,我第三天洗衣服时就发现了。我告诉了他们,他们也犹豫再三,怕落个县委书记还诬赖人的孬名影响了以后的工作,才隐下的,并嘱咐我忘掉这事。我是肖书记的保姆贵嫂,这话憋在我心里几十年了,我不说出来,到死也不会闭眼的。”

  我的心一下搦紧了,真怕那个躺在木板上、微开的眼缝间透着超然的冷光的范老师会突然站起来。我就想起那个著名的笑话,赫鲁晓夫在他的“秘密报告”中讲的那个笑话:斯大林的烟斗丢了,贝利亚第二天便抓到了10个小偷,他们全都招供了,也雷厉风行地被判刑,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。真是天涯若比邻。

  作者简介:

  李木生,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,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。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,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,曾获冰心散文奖,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,首届泰山文艺奖等。

(编辑:济宁文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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