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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语言的发展与流变

2017-01-15 10:49 [培训中心] 来源于:济宁文学 作者:周有光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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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汉字简化运动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:语言的共同化、文体的口语化、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。

   编者按:著名语言学家、“汉语拼音之父”周有光1月14日凌晨三点半去世,就在此前的13日,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。我们特编发周有光先生的这篇文章,以纪念其对汉语及中国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。

周有光:中国语言的发展与流变

 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,今天正在积极进行现代化。中国的现代化要赶上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时代。为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,语言和文字要有相应的发展。全国人民要能相互直接通话,免除方言的隔阂。文章要写得明白如话,念出来大家听得懂。汉字要整理和规范化,减少学习困难和使用不便。注音要用字母代替反切,统一汉字读音。少数民族要根据具体情况改进或创制文字。在电脑上要利用拼音输入汉字,使中文进入信息互联网络。这一切叫做中国语文的现代化。

  社会的演变和语文的演变是密切关联的。秦并六国,统一天下,实行“书同文”政策,“官狱职务繁,初有隶书,以趋约易,而古文由此绝矣”(许慎《说文》)。这是古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文演变。鸦片战争(1840)后,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,中华民族由震惊而觉醒,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,同时,掀起了中国语文的新思潮。这是近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文演变。

  辛亥革命(1911)以后,一个语文现代化运动从酝酿进入实践。这个运动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名称:切音字运动、国语运动、白话文运动、注音字母运动、国语罗马字运动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、手头字运动、少数民族新语文运动等。语文现代化在前进过程中,有成功、有失败,有高潮、有低潮,有新旧争论,有左右摇摆,不断在“尝试与错误”中提高认识和开展局面。综观一系列运动的要求,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:语言的共同化、文体的口语化、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。

语言的共同化

  孔子教弟子读书,不用家乡的山东土话,而用当时的共同语“雅言”。后来历代都有共同语,称为“通语”、“官话”。古代的共同语不要求有严格的标准音,使用者只有少数人,主要是官吏和行商。现代的共同语源出于古代,但是不同于古代。它要求有严格的语音标准,并且把普及共同语作为实行全民义务教育的条件。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程。

  民国初年,规定以多数省份共同的汉字读音为国音标准(老国音)。当时的流行看法是,共同语只要能够“通词达意”就好了,不必要求标准划一。不久,通过实践提高了认识,知道标准必须统一,学习可以逐步渐进,标准音不能采用人为的语音,应当采用实际存在的语音,于是改为以中等程度北京人的语音为标准(新国音)。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规定普通话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”,重新肯定这个标准,并进行更加细致的汉语规范化。

  共同语的名称也经过演变。清末民初称“国语”(国家共同语)。20世纪50年代称“普通话”(汉民族共同语)。1982年的宪法规定“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”(全国共同语)。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称“华语”(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)。名称不同,实质相同。

  共同语的推广工作,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蹒跚前进,时起时落,可是总的来看是一浪高似一浪。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高潮,50年代又是一个高潮。高潮在各省又彼此不同。台湾光复以后普及了国语,做到所有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言,所有的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。内地“推普”以学校为重点,利用广播和电视,正在加快实施步伐。可是各地水平参差不一,有不少“推普”的薄弱地区,今后还要长期进行艰巨的工作。

  古代能做到“书同文”是进步,今天如果满足于“书同文”就是落后了。现代中国既需要“书同文”,又需要“语同音”。

文体的口语化

  文明古国都有书面语(文言)和口语(白话)的矛盾。口语不断前进,而书面语停滞不前,越来越离开活的口语,阻碍了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。唐宋时代,佛教用接近日语的“变文”和“语录”传播教义,因为口语能够深入群众。清末维新运动者提出“我手写我口”、“崇白话而废文言”、“白话为维新之本”。1919年掀起以白话文运动为先锋的“五四”运动,被称为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。白话由此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正宗和教科书的正式文体。小说和论说文章都写成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白话文。白话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解放,而且是思想的解放。

  但是,二次大战之前,白话文运动还遗留有许多空白区。例如公文程式仍旧用“等因奉此”,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实行“公文改革”。这时候,报纸的半文半白“新闻体”也改为明白晓畅的口语。此外,报纸、杂志和各种正式出版物,从直行改为横行,以便配合科技术语和数学公式。20世纪90年代在“弘扬华夏文化”的热潮中,出版了许多种大规模的“古书今译丛书”,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延伸。

  文体改革引起“好古家”的强烈反对。“五四”运动之后不久,掀起一个“文言读经”运动。他们攻击白话为“引车卖浆者言”,“以鄙俗妄为之笔,窃高文美艺之名”,甚至滥用权力,强制教科书恢复文言。

  在今天的“信息化”时代,“言文一致”的文体改革增加了新的时代任务。“多媒体”把传递书信的电信技术(电传)、传递语言的传声技术(电话)、传递形象的视听技术(电视)合而为一,给语言和文字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语言要求规范化,讲出来大家听得清(文体语);文字要求口语化,读出来大家听得懂(语体文)。语言和文字要能够即时自动相互转换。词汇要求共同化。各个地区之间的词汇差别,译名和术语的分歧混乱,不再是“有趣的”现象,而是“有害的”现象了。为了使“言文一致”的白话文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适用文体,还要做大量的语文规范化工作。

文字的简便化

  汉字笔画繁、字数多、读音乱、检索难,合称“四难”。针对汉字的“四难”,文字改革运动提出“四定”的对策:定形、定量、定音、定序。

  定形 异体字要统一,印刷体和手写体要接近,要以清晰、易认、易写的简化字为规范,这是清末就提出的要求。初学文字的小学生、扫盲学员,以及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,普遍希望简化笔画。

  1935年,上海掀起“手头字”运动,选定300多个手头常写的简体字,在15种杂志上公开使用。同年,南京教育部公布“第一批简体字表”,包含324个“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”,准备以后还要继续公布。可是,遇到反对,第二年就收回成命了。

  1956年公布《汉字简化方案》,简化字初次得到正式推行。这个方案规定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,后来类推成为《简化字总表》(共2235字)。这些简化字极大部分是“古已有之”,这时候只是把“俗体”提升为“正体”,如同“白话”取代了“文言”。简化字已经在中国内地普遍应用于教科书、报纸和杂志。新加坡采用简化字之后,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地的华人学校也先后采用。

  书法不受简化的限制 其实古代书法家常写简体字,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,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中有六分之一是简化字,可见古人不认为简化和书法艺术有矛盾。有人担心简化会破坏传统文化。从篆书到隶书的“隶变”大大简化了汉字;久已通行的草书和行书大大简化了汉字。这些简化没有破坏传统文化,从它们继承而来的简化字,怎么会破坏传统文化呢?

  定量 字数太多、字无定量,是汉字难学难用的主要原因。在难于减少字量的今天,可用“分层使用”的方法,减少学习和使用的不便。现在,汉字已分为“常用汉字”(3500字)和“通用汉字”(7000字),前者用于小学教育,后者用于一般出版物,此外为“罕用汉字”,用于古籍和专门性的出版物。还可再分出“初学用字”(1000字),作为学习汉字的起步,这就是“千字文”的传统。经验告诉我们,与其学多而不能用,不如学少而能用。汉字的使用频度是不平衡的,少数字常用,多数字罕用,这是汉字的“效用递减率”。把握这个规律,改进用字的方法,可以逐步减少用字数量。

  定音 民国初年开始汉字“读音统一”工作,字典一律用字母注明标准音,代替反切。20世纪50年代开始“普通话审音”工作,统一“异读词”的读音。定音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。但是,只有普及普通话才能彻底实现“读音统一”。

  定序 在要求快速检索的信息化时代,汉字的“定序”问题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。“部首法”和“笔画法”都难于适应自动快速检索的时代要求。1918年公布“注音字母”之后,开始有了利用字母顺序的“音序法”。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使用拼音字母的“音序法”排列正文之后,大型出版物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等也采用“音序法”排列正文。这是“定序”方法的新发展。

注音的字母化

  汉字积累到6万的大数,可是缺少一套字母。

  1918年公布以古汉字为基础的“注音字母”,开始“注音的字母化”。从此,字母代替了“反切”。

  1928年又公布“国语罗马字”,采用国际通用字母。1958年公布“汉语拼音方案”(简称“拼音”),继承和更新“国语罗马字”。台湾对内用“注音字母”(称“注音符号”),对外用“国语罗马字”,2001年正在考虑改用“拼音”。内地对内对外统一用“拼音”。1982年“汉语拼音方案”成为国际标准”(ISO7098)。汉语的字母从“民族形式”到“国际形式”,从“国内使用”到“国际使用”,从“国家标准”到“国际标准”,一座使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建成了。

  “字母”不是“文字”,这是内地和台湾的共同政策。有人害怕拼音把中国分裂成为几十个国家,这是杞人忧天。拼音拼写普通话,推广普通话只能加固团结,不会形成分裂。

  “拼音”成为国际标准之后,它的用途逐渐扩大。在信息化时代,它是接通国际信息网络的必要手段,这一作用的重要性将逐渐显示出来。在“中文处理机”上,输入拼音,以“语词、词组、成语、语段”作为单位,能够自动变换成为汉字,不用字形编码,这是汉字输入技术的新发展。

  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包括少数民族的语文建设。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,用30多种文字,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应用不便的文字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了整理、修订或改革。少数民族有拉丁字母文字17种,包括原有拉丁字母文字4种,新创拉丁字母文字13种。其中“新壮文”已经印上人民币。

  在“汉字文化圈”中,日本首先努力于语文现代化的建设。明治维新(1868)之后,普及国语,进行假名规范化,实行全面的汉字注音,发起罗马字运动。战后进行公文改革,规定常用汉字1945个,法律和公文用字以此为限,公布法定的日语罗马字(训令式)。日本重视减少用字的数量,字数减少了,简化笔画就容易了。日文已经从汉字中间夹用少数假名,变成假名中间夹用少数汉字。朝鲜(北方)改用表音的谚文字母,废除汉字。韩国(南方)沿用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,一般出版物用1800个汉字,小学不教汉字。越南独立后采用拉丁化拼音文字,废除汉字。语文现代化是“汉字文化圈”各国都在长期进行的文化运动。二次大战以后,新兴国家有一百多个。它们有的需要建立国家共同语,有的需要制定文字,有的需要更新旧有文字,有的需要大量充实词汇。即使是发达的国家,在组成新的共同体的时候,也发生语文问题。一门研究语文宏观问题的新兴学科产生了,叫做“语言计划”。“文字改革”包括语言,“语言计划”包括文字。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运动。中国应当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,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,实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语文政策。(周有光)

(编辑:adm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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